今年10月10日，一套轻巧精致的中国红、铝合金鲁班锁，作为礼物，从中国总理李克强手中，递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手中。它是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师生的作品，不仅蕴含中德携手、共解难题的深意；也是中德职教成功合作的象征。作为其重要成果，德国双元制，飞渡重洋，远植东土，历经各方数十载耕耘，德式双元制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出别具韵致的花朵，与德国双元制源同一脉、香各一方。 互动话题：双元制，你看到的是哪一面？ 　　双元制是德国在150多年职业教育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一套体系，强调“一元在学校、一元在企业”，“一元偏理论、一元重实训”，半工半学、交替互补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德国60%以上的学徒教育由德国工商大会本土商会（IHK）负责，相关行业的海外学徒教育则由其海外商会（AHK）负责。AHK上海代表处职业教育总监白丽塔女士(BrittaBuschfeld)对《世界经理人》表示，目前其双元制合作对象包括50多所学校以及众多企业，在校生超过3000人；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已经吸纳了德国双元制的重要理念，在各利益相关方的互谅互信、通力协作下，将有力助推中国教育和经济迈向新阶段。 　　良种培养 　　2011年4月，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一场关于微生物对中国啤酒业酿造工艺影响的科研成果总结会正在举行，在兴奋的德国科研团队中洋溢着一张中国人的笑脸，他是钱飞。2006年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取得酿造工艺和饮料技术硕士学位后，钱飞就一直留校从事啤酒酿造的微生物研究，此时距他第一次品尝到亲手酿出的啤酒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 　　“1988年初中毕业后，我考进了湖北啤酒学校，那是中德职业教育在啤酒业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学校有一条从德国引进的啤酒生产线，第二年，我们就在德国技师的指导下酿出了自己的啤酒。双元制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我那一届同学只要是留在这个行业里的，都在各大啤酒厂，要么成了独当一面的技术主管，要么就是分公司的负责人。” 　　在德国，年轻人不仅可以通过双元制成长为一名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还可以像钱飞一样，继续深造，德国有许多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和技术专家都是从学徒成长起来的。1876年，15岁的罗伯特•博世开始了他的学徒上海画册印刷生涯，10年后创办了自己的车间——后来博世公司的前身。5年后，一名叫霍诺尔德的男孩成为博世学徒，他聪颖勤奋，坚持完成了高中与大学的学业，因其发明的高压电磁点火系统成为公司第一个最成功的产品，被提拔为博世的首席工程师。 　　1913年，博世成立了工业职业培训中心，开始大规模招收学徒，其通过培养优秀的技术工人来确保产品质量和用户满意度的理念，一直凭借双元制学徒培训加以贯彻。2007年，博世系统化的学徒培训在中国落地，第一个学徒培训中心（TGA）在苏州建成。 　　宋恒鑫就是苏州TGA的第一届毕业生，现在博世汽车电子事业部工程开发部门，从事安全气囊控制单元机械设计的项目管理工作。“我所在的部门一百来人，光博士就十多个，硕士都数不过来。作为一个高职毕业生，能到这里工作，一方面很自豪，一方面压力也很大，所以我还在职进修苏州大学的本科”，宋恒鑫说，“我现在做的项目管理工作，其实跟所学的机电一体化专业并没有直接联系，双元制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在校期间就提供了博世的任务导向式项目制教学和软技能培训”。宋恒鑫的话引起了学弟陈杰的共鸣。陈杰是苏州TGA的大三在校生，因学业优异今年秋天刚刚被分到博世内部工装供应商ATMO部门轮岗实习。 　　“我们就是要模拟学徒未来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真实任务，通过项目制、‘微工厂’等方法，把学生变成学习的主体，塑造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职业精神，提高其沟通及协作能力，培养客户导向、持续改进的意识”，博世苏州TGA经理唐晶解释说，“从高职院校的大一新生到博世中国的正式员工，这些年轻人基本上是以1∶20甚至1∶30的比例历经三年培养和选拔出来的，目前在一线工人中占比不超过1%，是企业的金种 子”。 　　与80后的宋恒鑫、90后的陈杰不同，70后的钱飞不仅是双元制的受益者，还是双元制的工作者。中专毕业后，钱飞选择了留校，从实训工厂负责人做到学校管理者。现在他是德国液体包装专业厂商克朗斯(Krones)在中国的培训总监，谈到双元制，他反复强调，企业一定要突出在职业教育中培训主体的地位，确保实训占比超过50%这个硬指标，并主动与学校展开合作。 　　远播四方 　　在德国企业尚未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双元制职业教育在企业方的“一元”无法推进，但在作为“另一元”的学校方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初，中德两国高层达成共识，推动德国加大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援助。其后，一批在德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非营利组织率先进入中国，在对华援助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nsSeidelStiftung）就是其中的一家，其常驻代表邵贝德博士（Dr.BerndSeuling）介绍说：“我们接受德国联邦政府和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委托，运用其拨款开展援助。推进教育、成 人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全球的发展援助事业始终是我们的重要使命，我们进入中国已经近30多年，在职教援助上一直专注于师资培训的工作。” 　　“什么是双元制，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概念。合作后，德方出资邀请中国大批教师赴德进修，我们才开始一点一滴地把德国的东西学回来”，作为最早一批接受援助的职业学校的负责人，上海电子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杨秀英教授回想当年，不无感慨：“合作这么多年，我觉得德国人做事，除了专业严谨、一丝不苟之外，就是很有远见。80年代 开宣传画册设计始合作时，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德方要大力援助职业教育。90年代末期，浦东开放高 潮迭起，西门子、巴斯夫、拜耳等德企纷纷入驻。当德企一旦知道在上海有一个中德职教合作的培训中心，几乎都跑到我们这里来要人。直到那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为德国企业大发展所做的人才储备其实几年前就已水到渠成了”。 　　“2000年前后，一方面，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国力大增；另一方面，汉斯•赛德尔基金会需要向更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援助，援华资金面临缩减。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就非常主动地问各家合作学校：‘我们还能做什么？’正好赶上1999年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家商量下来，就决定职教援助向西部倾斜，我们学校也开始对口支援云南、贵州两省的职业学校”，杨秀英说。 　　邵贝德解释说：“以2000年作为一个分水岭，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对华的职教援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援助形式主要是以资金和硬件设备为主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此后的援助更加侧重于专业知识、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软性的师资培训，重点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 　　从2004年开始，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几位藏族教师在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牵头援助下，将一所普通中学转型为职业学校，不仅建立起实训车间及专业实训室，还不断接受中学教师所需的转型培训和进修。该校学生不但在2009年获得了甘肃省汽修专业职业技术大赛第三名的好成绩，而且大多数毕业生的技术能力都足以去东部大城市工作。 　　在这类援助中，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在前一个阶段建立起来的上海、南京、杭州，山东青岛、青州、潍坊和湖北武汉、十堰等地的合作学校项目，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们把德国双元制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播向四方，并采用对口帮扶的方式，向甘肃、宁夏、新 疆、内蒙古、云南、贵州和西 藏等地区辐射，重点帮扶当地一所学校，争取通过它再来带动周边地区的职教发展，让德式双元制之花在大西北和大西南成片开放。 　　迎风绽放 　　培养周期长、投入成本高的双元制是否值得在中国大规模推行，在德企中也存在争议。“我们有的中国经理提出，现在的订单多得接不过来，一名学徒在校培养就要花3年，来了还要在职培训，不能马上干活，不如直接从市场上招有经验的人”，克朗斯的新员工培训经理石钰蓉说。同样作为培训经理的唐晶也感受到了压力：“2012年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博世平均为每位中国学徒三年合计支出人 民币15万元左右，其中包括学徒津贴、合作学校的培养费以及其他开支。” 　　但事情总有它的另一面，根据德商会的问卷调查，在华德企迄今为止连续数年都面临同一个最大挑战——招到并留住高素质的员工。“就人员质量而言，克朗斯挺难从市场上直接招到符合我们要求的服务工程师，更不用说大量招聘了”，石钰蓉说，“在德国本土，克朗斯通常要在一名学徒正式进入公司四五年后才能收回对他的前期投资”。中国学徒相对于德国学徒的培养成本其实非常低，这一点得到了唐晶的印证：“在博世，大约只占十分之一左右”。 　　“以前，到中国客户现场的一半都是德国工程师，他们是从德国总部派来的，往返都是商务舱，一张机票就是3万块，”石钰蓉说，“只要学徒毕业生持续补充到本土工程师的队伍中，直接就能为公司节省相当大的开支”。克朗斯中国业务负责人克劳迪乌斯•沃尔夫（ClaudiusWolf）补充道：“我曾经长期在德国和美国的克朗斯公司负责运营事务，因为美国没有双元制教育，所以有些生产工人和服务工程师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招过来的，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素质明显低于德国学徒毕业生。而在中国经过3年双元制培养的学徒今年刚刚到岗，据一线负责人反馈，他们的能力素质远远高于非双元制毕业生。克朗斯在中国能够得到双元制的支持，我很高兴。尽管短期来看，双元制投入高、周期长，但我们愿意把它当作培养后备人才的源泉坚持下去。” 　　录用的学徒转而流失是另一个困扰德企的问题。对此，博世和克朗斯都在职业发展和薪酬上做出了努力。博世为学徒设计了三种职业发展路径：技术专家、项目管理、人员管理。已经工作三年的宋恒鑫坦承，现在的工资已是刚加入博世时的三倍还多。在克朗斯，进入服务工程师通道的学徒可以逐级攀登，从0级升到1级，薪资至少翻一番，如果升到3级和4级，就可以从事技术指导和研发工作。此外，唐晶和钱飞都认为，需要在前期选拔和中期培养过程中，提高学徒对职业和企业的忠诚度。克朗斯产品中心所在地太仓，聚集了两百多家德企，已经建立起圆桌对话机制，达成了互不挖角的共识。 　　此外，毕业生异地就业也是导致学徒流失的一个原因。克朗斯已经开始与太仓附近的职业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力争让未来的学徒们在生源地附近就业。“在苏州之后，我们又相继在北京、长沙和南京建成了学徒培训中心，不仅可以更好地支持分布在各地的事业部，而且可以为学徒们就近入学和入职提供便利”，博世中国学徒制培训协调经理塞巴斯蒂安•戈尔茨（SebastianGoelz）说，“这当然会带来更多的投入，我们一直鼓励博世的中国供应商参与双元制，不但可以一起分摊成本，也有助于提高供应商的交付质量，虽然在其他国家不乏这样的合作，但中国供应商对此似乎积极性不高”。 　　对此，白丽塔有着另一种看法：“博世项目一直被德商会视为双元制在华落地的成功典范，但是有耐心、有实力像博世这样高规格、大投入操作双元制的企业毕竟不多。实际上，许多中国企业对参与双元制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意向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了。” 　　隔岸飘香 　　白丽塔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在人才需求和实施条件上差异很大；企业之间、学校之间，从培训实力到投入意愿，也是各不相同；这些都对双元制的推广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在中国推广双元制，宣传画册设计绝不提倡照搬德国模式，也不主张唯一最好的方式。我们的理念就是坚持德国双元制中的精华，也就是重视质量、统一严格的考试与认证、多方协作等原则，在坚持这些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中国企业和学校加入到中德双元制合作中来。 　　“以教学组织为例，双元制的第二学年，学徒的学习要在企业实训和学校教学间交替进行。在德国，学徒通常每周三天在企业、两天在学校，它的好处是学徒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学校遇到问题，如果不能得到现场解决，可以向另一方请教；而且交替周期越短，反馈越快，认知和实践循环越快，相互补充强化的作用越明显，学徒的知识和技能就掌握得越充分。在中国没有条件做到这些，通常是学徒六周在企业、四周在学校，这种‘6+4’的模式已经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而在一些中西部地区，例如在河南的某些地区，德资企业分布很少，那里的企业和学校乃至学生，没有条件推广上述培训模式，但是又急切地希望引入双元制的先进方法，我们研讨下来就用‘2+1’的模式，即学徒前两年在学校进行理论加实践的学习，后一年到企业实习。在这种模式下，学生的培训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素质，所以我们就必须与合作伙伴一道，加大对其师资的培训力度。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必须探索新的模式来适应中国各地的差异化环境。此外，我们正在帮助改善校企合作的水平，通过提高教学组织效率来降低实施成本，力争让更多的地区用上‘6+4’的模式。 　　“我们主张，无论采用哪种模式培养出来的AHK双元制学生，都应该参加AHK的考试，这是确保职教质量的方式，但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例如，德国本土学徒考试的时间安排，有点像中国的高考，一个职业的考试是全国在统一的时段内进行。但这在中国很难实现，我们只有通过严格执行‘保密原则’，来保证考试具有与德国同等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德国双元制在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方面，效果明显，引得各国争相效法。德国政府和德商会选取德国以外全球双元制教育最具活力的11个国家，成立了职业教育全球网络项目（VETnet），推动国际合作。该项目主任迈克尔•布兰克博士（Dr.MichaelBlank）对《世界经理人》表示：“VETnet不仅涵盖了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还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就各国学徒在AHK全球统一的资格证书考试的通过率而言，中国虽未名列首位，但已经非常接近德国本土的水平。”“双元制在中国取得的进展，在德商会的国际职教合作中非常突出，其他合作国都在积极学习我们在中国本土化的经验”，白丽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