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云锋基金正式亮相，引来投资、实业界广泛关注。备受关注的原因：基金规模大只是一方面，据说一期基金募集额即达2亿美元，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基金投资人这个“豪华阵容”—以马云、虞锋、刘永好为代表的十几位重量级企业家是也。 　　恍惚中我记得六年前见证过类似新闻的发生。2004年年中，温宣传册印刷公司州，以奥康为首的9家温州知名民企共同出资成立中瑞“财团”，意在横跨产融两界做些单个企业做不了的事;郑州，万科万通建业等知名房企发起成立的中城投资参股了第一个地产项目，发起者当时称，中城投资不甘心只做内部“互助会”，要做更开放的投融资平台，比如变身成一个地产基金、或者和其他金融机构对接。 　　但似乎这么些年后，这两个明星企业(家)汇聚的投融资平台，都没有出落成它们诞生时被期望的样子。 　　民营企业抱团做金融，还有一个更早更大的例子，就是民生银行。1994年，由全国工商联牵头，十多家民营企业出资组建民生银行。 　　你看，从商业银行到产融结合的投控集团再到PE/VC基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不乏民企“抱团”的身影。“抱团”的原因显而易见：金融业对资金需求量较大，且多家名企聚在一起能放大品牌效应，方便获取市场与监管者更多信任。 　　我特意去翻检了一下美国、欧洲、日本最近两个世纪的商业史、金融史，看看人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抱团史”，但特别明显的案例没找着。这些国家早期的金融机构中，部分确实是由一些实业企业合伙组建，但后来就湮没了，换句话说，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金融品牌，绝大部分由某个家族、某家企业发源而来。 　　以往抱团做的金融机构有什么局限呢?一是众股东多少有利用该金融机构为自己融资提供便利的需求，民生银行一度出现关联贷款严重的现象，就是对此直接的写照，从而影响该平台的经营自主性与发展良性。二是治理机制比较难弄。民生银行“民有国营党管”机制的奇特别扭处不必说，就算其他民营金融机构是“民有民营”，也往往因为群龙多首、意志不统，而在股东之间、股东与董事会以及经营层之间造成诸多矛盾与分歧。这两点反映的问题是一个：股东分散，谁都可以拿该机构来说自己的事儿，谁都又不能真的话事。 　　云锋基金能超越类似的局限吗?10多位出资人的动机恐怕也不是那么整齐划一，外人对此难以详察。就可以观察的层面而言，对这些商界大佬关键的挑战是，他们能否扮演好LP(基金出资人)的角色，处理好跟GP(基金管理者)的关系—这是个基金的内部治理问题。 　　企业家做PE，重要的是学习当好“出资人”，甚于学习去做个“投资家”。LP再有意志、判断、经验、资源，说到底，也只能是一支基金的底色，不能决定它持续的竞争力。当然，就实际情况而言，按照PE的经典教条去要求年轻的基金一出生就划分明确的LP与GP行为边界似乎不太可能(因为LP的确拥有大把资源与经验，GP可能又不够成熟)。但若大佬LP们积极GP化，长期来看，反倒会成为这次抱团PE走向成功的障碍。 　　本文经《中国企业家》许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