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GDP对出口依赖较大，受冲击比较严重，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积累了巨大财富以及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差异，目前中国政府和家庭有着全世界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我们的国债占GDP16%，是全世界大国之中最低的，储蓄率也是全球较高的，服务业占GDP41%。 　　这些反而使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在全球的相对影响力大大提高，并成为金融危机中最大受益国之一。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发展到现在，全球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资产价格等都大大降低，而中国完全有可能也有能力在如此好的战略机遇中补充自己未来发展的不足，对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进行战略储备，对一些遭遇金融危机威胁的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和渠道进行资源整合。 　　中国必须抓住这种战略机遇，进行业务模式和发展模式的调整，学会从全球视野看中国，学会在全球视野下考虑中国的问题、进行全球资源的整合和企业定位，同时不要老是局限在中国的范围内进行修正和改革，更应该考虑下一步全球范围战略风险的对冲。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要学会多条腿走路，放松管制，将更多的教育、医疗、电信等垄断行业给民企开放，实行市场准入机制，这样对金融危机中增加就业机会以及行业健康发展都会有很大帮助。 　　（《金融风暴也给中国带来一些机会》，项兵，2009年2月18日和讯网）　 　　美国央行有个叫“量化放松”的方法，在金融危机特别厉害的时候使用过，那个方法跟“中国股”的想法是非常像的。金融危机很厉害的时候，货币政策已经没办法了，因为短期利率已经几乎是零了，0.25，不能再降了，美国央行就提出把长期债券买回来。股票是很长期的现金流，长期债券也是很长期的现金流。“中国股”实际上比它这个更加有创新，就是它不仅可以调整货币供应，而且能调节风险议价。比如说如果美国市场有“美国股”的话，在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候，大家没有信心了，美国政府就可以买“美国股”把股价给抬起来，那整个股市会跟着上来。但是如果你买个别股票，比如说买花旗银行，大家就会认为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中国企业：产品和效率都需要转型》，刘劲，2009年11月《长江》）　　决策部门是学到了错误教训，还是学到了正确的教训？ 　　我觉得都有。一方面，金融衍生品这个东西，中国一下子就退得太厉害，现在把金融衍生品完全给封掉了。衍生品在金融市场里起着一个非常有益的作用。尽管大家可能用它来进行投机，过度的杠杆化，但是中国是处于一个完全的初级阶段，这些东西是可以控制的，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把金融衍生品完全停下来，对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从股市来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允许这么多的公司上市融资，我觉得就非常好，让供需平衡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里进行调节。 　　（《中国企业：产品和效率都需要转型》，刘劲，2009年11月《长江》 　　从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应该吸取四大经验教训。 　　首先，金融监管的协调非常重要，中国目前采取分业监管的制度，各个监管机构之间有一个政策上的协调，这对于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这次从次贷危机再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不只是发生在商业银行，同样发生在投资银行、发生在对冲基金，所以第一点，协调很重要。 　　其次，应当鼓励适当的金融创新，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必须严格限制不必要的、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引入，对此要划清界线，不能太矫枉过正。 　　再次，强化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最好的监管在于防范于未然。比如雷曼兄弟、花旗的次贷风险，我相信这么大事件的发生不可能没有任何苗头，如果我们能够提早发现，就像发现一个人有病那样，那么治愈的成功率就会高得多、付出的代价就会小得多。 　　最后，限薪本身很重要，虽然限薪的背后有一个金融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我们是多元所有制结构，国有的银行、股份制银行、国有的证券公司、私人的、样本设计对冲的等结构很复杂，怎样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金融机构治理结构，这对于保护投资人的利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防止金融业和金融从业人员由于自身逐利性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破坏，意义非常重大。 　（《呼吁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周春生，2009年9月25日网易财经）